从千年外贸史看广东的“生意经”｜羊晚快评

10月15日，“互利天下:广东外贸一千年”展览在广东省博物馆正式开展。同一天，第138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在广州开幕。这场隔空对话，不仅是历史的回响，更是未来的先声。它将广东外贸的千年脉络与时代新篇紧密相连，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绝佳的契机，去重新审视广东的“生意经”。

提及广东外贸，不少人会联想到“银钱堆满十三行”的富庶景象，或是广交会现场人山人海的火热场面，或许还会感慨一句广东人“会做生意”。但此次展览精心遴选的逾200件文物，从另一个角度揭示了一个更为深刻的内核:广东外贸长盛不衰的“生意经”，其精髓不在于一时一刻的精明算计，而在于贯穿始终的制度创新。

回顾历史，早在秦汉时期，中央已在岭南沿海设置管理机构，但专门针对海外贸易的市舶制度直到唐代才出现。这一制度起初主要在广州施行，到了宋元时期，便逐步推广至东南沿海的各个港口。宋代颁行的《广州市舶条法》，更成为全国性贸易法规。

到了明代，设立广州市舶司，以朝贡体系统辖南海贸易。当十五世纪大航海时代来临，广东海外贸易制度尤其具有典范作用:十六世纪率先转型允许直接贸易，形成广州－澳门体系；十七世纪在粤海关与十三行相结合的管理制度及“一口通商”政策推动下，中外科技文化深度交融，彰显出“开放”与“互鉴”的共生。

这份制度创新的勇气，在近现代愈发凸显。新中国成立后，广交会应运而生，为中国外贸打开一扇窗；改革开放以来，广东率先突破传统外贸体制束缚，极大地激发市场活力；进入新时代，广东紧扣制度型开放机遇，以南沙、前海、横琴三大自贸片区为平台，积极探索贸易与投资便利化新机制，并深度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，推动规则衔接与区域协同。从“先行先试”到“引领示范”，广东不仅长期稳居全国外贸首位，更为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贡献了宝贵的“广东经验”。

从市舶司到自贸区，从十三行到跨境电商，广东外贸的千年“火种”始终在制度创新中燃烧，这正是其“生意经”的核心要义。正如展览中那些静默的文物所昭示的:一时的机遇或许能带来短暂“好生意”，但唯有以开放创新制度，用制度保障开放，才能让“生意”越做越长久、越做越开阔。这是广东千年外贸沉淀下来的最宝贵的“生意经”，也是中国迈向更高水平开放的底气所在。

文｜李妹妍